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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泰晤士报》记者Gregor Robertson 翻译/lucho

比起要切实面临复赛风险的球员们，键盘后、播音室里、社交媒体上这些毫无风险环境中的我们在讨论别人要冒的风险时，都有些过于轻率了。人们呼吁房产经纪人、清洁工和教师返回工作岗位，呼吁社会全面重启，但在这场环球疫情的阴云笼罩下，看着汹涌人潮每天早晨涌向拥挤的巴士，然后认为这一景象的意义在于让经济复苏，是不是有些过于残酷了。当然了，大家对球员也是一个标准，即要求球员回归赛场，挺身而出为荣誉而战。但球员们不仅对自己的健康安全感到不安，他们同样为自己在家的家人担心。

这些稳坐钓鱼台中评头论足的人，自认置身事外仿佛就代表他们的观点能洞若观火，但殊不知，在他们惬意的卧室里、在蓝天下的后花园里、在阳光穿过树叶落在脸颊的鸟语花香中，不会存在感同身受的声音。

当然了，我自己也属于键盘侠的一类，在我安逸的书桌上，敲着这段无关痛痒的话，但如果这段大流行病出现在我人生更早期的阶段，我要面临的挑战或许将与当下的球员别无二致。近来这几周，人们渐渐地明白过来，开始设身处地地从球员的视角看待眼下的选择。毕竟，如果没有了球员，那么我们心爱的足球也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是球员，我当下对复赛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过去两个月里，我们身边的世界地覆天翻。今晨，我外出跑步，自居家令发布以来，我多数日子都会在这个时段出去活动活动，就像我街道上的邻居和其他跑友们一样，我仔细规划过了跑步路线，尽量避免与其他人的密切接触，有时候迎头遇见对行的跑友，我会突然掉头或者是从尚不忙碌的路口穿行，这样做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好。

那天，我在当地超市购物，外面排队等候的人群严格执行着社交距离规范。进到超市之后，我也尽最大努力，保持着与其他购物者的安全距离。在过道不可避免地相遇时，有人也会别过头面向另一侧。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新冠肺炎彻底地改变了我们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

所以，在考虑进这些元素之后，你又会如何认识疫情当下的新常态？是否仍觉得球员们应该越过安全线，去真刀真枪地踢一场勇敢者的球赛？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这一要求有些突兀。

但舆论观点也并不一致。也有许多人用提供基本服务的岗位与凤毛麟角的顶级球员们相比。还有些陈词滥调认为拿着大额合同、天文数字薪水的球员们，在面对风险时可以用收入来宽慰和安抚彼此。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没有讨论价值。足球是一项运动、一种竞赛，一种娱乐形式，某种程度上对生活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个行内人、一个与足球的羁绊持续一生的人，我眼中的足球即是如此，他并非必需品。

也有部分人认为复赛从经济角度而言势在必行。我并非认为足球不该回归，或是我们必须要等到疫苗研发成功后才考虑这一选项。我理解从经济角度出发看，复赛的迫切性，足球给职业体育带来的生存威胁。我也理解运动员们可能今后要做好长时间与新冠肺炎斗争的准备，将成为常态化的风险。我要表达的观点是，无论风险高底，最后需要承担代价的不是我们。就像我们赞颂的那些一线工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球员们所需要的勇气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首先要我们厘清：社交距离规定在足球这一行里只是暂时性的。最开始要能够保障球员们的体能锻炼，然后是训练，然后才是比赛。到了比赛里，球员们在抢位、拼抢、争头球、摆人墙、角球盯人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各种身体接触，这时候社交距离也就不复存在了。戴口罩和防护围巾的主意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或许你已经看过阿尔哈斯和南丹麦大学对足球复赛方面的研究了，研究中统计表明，在比赛进行中，球员们每88秒就要打破一次社交距离的规定，即彼此相距少于1.5米的安全距离。欧洲各大联赛对于这一研究结果当然很感兴趣。

西甲联赛主席同时也是一名律师的哈维尔-特瓦斯引用这一研究的同时却表示球员们在赛场上传播新冠病毒的几率“几乎不存在”。本周，当我把研究统计中的“88秒”这一数据告诉一名英超球员时，他先是一乐，然后他表示，一场比赛里他单单防角球的时间导致的接触都比这个长。我不得不说，他很在理。

所以，那种认为球员们在一个相对独立球场比赛的工作环境非常安全的观点，是荒谬的。如果当球员在每周两次的检测中查出阳性，那么比赛最好是弃赛。这名检测异常的球员，也仅包含他自己，很可能将被隔离。新冠肺炎将被当做一种伤病来处理。而他的队友们，尤其是家人们，只能其他没有其他的关联感染发生，没人被感染。但如果有多人或是一队被隔离了，那么仅凭剩余的球员继续比赛就显得不切实际了。

既得利益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已经深深将足球捆绑。现在，球员们在为自己的安全健康表示担忧时却被控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是不够有品格。

关于这一新出现的流行病，我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方面，包括检测的可靠性以及他对于轻症患者长期健康的影响。因此，俱乐部的队医们对于阳性转阴性的球员在几周的观察之后能否回归赛场持着严重的保留态度。研究表明，顶级运动员本就是呼吸道病毒疾病的易感人群。肯特大学和皇家布朗普顿大学在2017年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英国28%的精英足球运动员患有运动引发的哮喘。

当然了，在球员运动生涯的巅峰即二三十岁时，患病致死的风险并不高，但至于有多么轻微我们也无从可知。没有人能够向英超中有色或是少数族裔球员解释，为何黑人，无论男女，与白人相比，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的致死率要高出一倍，以及为何男性的致死率要比女性高。所以当球员们表达相关方面的疑惑和不满时，我们必须倾听，而不是冷眼相待。

德甲计划在本周末重启，许多人希望德国人可以给英超及其他国家的联赛趟出条路子。当然了，其他国家也不能照搬照抄，德国有超过4800名新冠死亡病例，而相比之下，英国有超过30000人因新冠罹难。

不幸中的万幸是，据我们所知，蒙彼利埃中场桑比亚是唯一一名患新冠肺炎并危机生命的球员。这位23岁的球员上月陷入昏迷，现已康复。值得注意的是，在桑比亚感到不适并首次进行病毒检测时，当时的结果显示是新冠阴性。

如果我还在踢球，我能确定，我将会非常渴望重回赛场。但我也确信，如果为了经济原因，联赛仓促重启，导致我的队友、教练或者俱乐部工作人员中有人或因感染病毒而丧命，我不仅将会感到巨大的悲痛，我同样也会感到深深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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